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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，人们常常借助神秘的占卜来解开生活的谜团。占卜，为困惑的心灵提供了一线希望，为迷茫的行动指明了方向。它不仅仅是一种迷信的行为，更是一种心理安慰和智慧的体现。当人们在困境中犹豫不决时，占卜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决策的依据，让他们能够充满信心地采取行动，而不是在疑惑中徘徊不前。因此，占卜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载录：“当君王面临困厄之际，每每倾听卜筮的细语，将蓍龟的卦象视作决策的明灯，此为其治理之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即便是在那些尚处于野蛮时期的族群，如蛮族、夷族、氐族、羌族，他们虽未拥有健全的社会秩序，却同样依赖于占卜的智慧来解开谜团。他们或许以金属、石头为卜，或许以草茎、木片为筮，尽管方法各异，却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寻找胜利的曙光。他们深信卜蓍的玄妙，视其为洞察未来的明镜。”
按照白寿彝（1909-2000）所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所记载，占卜术的历史可追溯到神秘的龙山文化时期，那是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的岁月。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，占卜术开始广泛流行，这一时期大约对应着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，与夏、商两代的辉煌交相辉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，正是出自商代，证明了占卜术在文字诞生之前便已存在。
在商代，从流传下来的甲骨卜辞及后世的占卜记载中，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神秘的占卜仪式。那时的占卜工具主要是龟甲和牛肩胛骨，龟甲以腹甲为主，偶尔也使用贝壳。在占卜前，这些甲骨会被精心修治，然后在上面钻出整齐排列的圆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钻”。在圆窝的旁边，还会凿出一道长槽，这就是“凿”。早商的卜骨上仅见“钻”的痕迹，而到了晚商，则既有“钻”也有“凿”，共同构成了神秘的符号。
占卜的过程更是充满了神秘感。人们用火烧灼钻穴，骨质在火焰的炙烤下，正面会出现形如“卜”的裂纹，这就是卜兆。商王或史官会根据这些卜兆来判断吉凶，并在卜兆旁边刻上卜辞。这些卜辞通常由叙辞、命辞、占辞和验辞四部分组成，它们共同构成了占卜的完整记录。
叙辞，也就是前辞，记录了占卜的日期和贞人（商王或史官）的名字，仿佛是对这次占卜的一个简短介绍。命辞，又称问辞，直接表达了占卜者心中的疑问或所求之事，它像是一个问题，等待着答案。占辞则是根据卜兆的裂纹形态而作出的判断，它是占卜者对未来的预测或解释。而验辞，则是占卜后的结果或应验的情况，它是对占卜的验证，也是对未来的确认。
商代的占卜范围极为广泛，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气象变化、农业生产，到祭祀活动、征伐战争；从田猎捕鱼、行止安排，到营建工程、梦幻解读；再到疾病死亡、吉凶祸福、灾害预防，以及诸子诸妇和家族事务等等，无一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。这些卜辞，既是商代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他们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寄托。
在周代，那些执掌卜卦的官员们，总是细心呵护着用于预测的龟甲。他们根据龟甲的大小和收藏的时间长短，为不同的事务挑选合适的龟甲，每一片龟甲都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和寓意。然而，尽管他们精通卜卦之术，却并未完全信赖其结果。这些预测更像是一种参考，而非决定性的指引。
周武王战胜商朝后，他向箕子，这位曾是商纣王的重要大臣，寻求失败的教训。在《尚书·洪范》中，箕子向周武王阐述了他对卜筮的理解。他提到，卜筮是由政府专职人员负责的，当多位卜筮者同时占卜时，他们会选择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参考。面对重大的疑难事件，统治者不仅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，还要与各级官员、幕僚、普通百姓以及卜筮者共同探讨，共同决策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卜筮虽然是一种重要的参考，但它并不是决定一切的权威。相反，它更像是一种桥梁，连接着人与自然、人与神、人与未知的世界。它提醒人们，在决策的过程中，既要尊重传统和智慧，也要保持理性和审慎，倾听多方面的声音，做出最为明智和公正的选择。
当统治者的决策与龟、蓍的卜筮结果相吻合，且与官员、幕僚、百姓的心声相一致时，这即是“大同”之境，象征着国泰民安，子孙繁衍，繁荣昌盛，实乃国家之幸，人民之福。
若统治者的决策与龟、蓍的卜筮结果相符，且得到官员、幕僚的支持，但百姓意见相左，虽有小异，却仍不失为吉兆。因为这意味着政策之制定，已得天地之正，官员之忠，虽百姓尚未全然领悟，然时机成熟，自会接受。
当官员、幕僚的意见与龟、蓍的卜筮结果一致，却与统治者、百姓的意见相悖时，这亦被视为吉象。因为这意味着在政策执行中，即便有异议，亦有忠诚之士据理力争，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祉。
而当百姓的意见与龟、蓍的卜筮结果一致，却与统治者、官员、幕僚的意见相反时，这同样是吉兆。因为民心即天意，百姓的意愿是国家的根基，他们的声音不可忽视。当他们的意见得到天地之验证，即便与统治者意见不合，也是国家和人民走向更加公正、合理的象征。
